22岁的曾晓红撑着雨伞到映秀中心卫生院来接我们，她家在中滩堡村2组34号，这也是我们在映秀镇的临时住所。这段时间来映秀，能找到住处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
尽管这里随处可见“住宿”二字，但这些房间大多在4月20日就预订出去了。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，映秀镇1．6万名村民中，6566人遇难。一年后，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活动在震中映秀举行。在镇政府记者接待站的“5·12周年采访登记簿”上，最早的登记日期是4月19日，“板房宾馆”也在这时迎来营业高峰。
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板房，只不过门外挂着“住宿”的牌子。18平方米的空间，墙角摆着一台后盖有明显砸痕的电视，两张双人床，床单和被套是新换的，房价已经涨到200元一天。
房客的身份很容易就可以从着装上辨认出来：背着印有奥运会标识黑色双肩包的是记者，穿深蓝色制服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警察，穿蓝工装的是电力维修工人，脖子上挂着“漩中出入证”、口风很紧的是“漩口中学工作组”的成员。
空间是挤出来的。在这个狭小的板房区，曾晓红的公公曾经擅长的木工活儿做不成了。现在，全家人都开始“做生意”。曾晓红家有6口人，3间半板房，其中两间半都已经作为“宾馆”出租。除此之外，她家还在两排板房屋顶架上一块铁板，利用过道的空间开了家饭馆。
“板房宾馆”的涌现从去年9月开始。最初，房客大多是军人、重建工人和不知道汶川到映秀段公路“单向通车”而被困在这里的司机。“有活动的时候人就多。”曾晓红说。她家准备了30床被子，其中有6床是赈灾时发的。
曾晓红的头发是烫过的，她的腰上总挂着一个棕色腰包，说普通话时声音软软的，满脸笑意。她的一天很忙碌：和丈夫打理饭馆、帮公公照看小卖铺、和婆婆一起哄孩子、下雨自来水变浑的时候还要去桥那边提水。
“我媳妇很会做人。”曾晓红的婆婆在一个清晨突然跟我们这样说，“昨天你们在我家吃饭，她没算你们米饭钱。”在邻居眼中，这位婆婆“很有经济头脑”，租房子、开饭馆和小卖铺都是她的提议。
曾晓红曾经的家已经被推平，但老镇的部分建筑物还没有清理，站在鱼子溪“观景台”上，可以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在里边走来走去。她曾建议记者去废墟那边看看，当听记者说那一带已被绿色的铁丝网围上禁止入内时，她露出吃惊的表情——“我很久没去那边，还是觉得有点怕”。那一天，曾晓红带着1岁的女儿在街上学走路而逃过一劫。
“地震后都在家里耍，没有收入，吃的用的都要钱。”曾晓红说。最初，村里只有两三家开宾馆的，乡亲们发现政府没有明令禁止。“一家动，家家就动起来了。”曾晓红的邻居，42岁的唐琼这样说。
地震前，唐琼开的童装店在镇上小有名气，她的丈夫跑都江堰到汶川的“出租”，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在镇上算得上“小康”。唐琼的服装店铺曾被邻居家的火灾殃及，地震前刚刚有些起色。2008年5月12日,唐琼家的房子垮了，刚刚贷款买的车被埋了，四年级的女儿也被压在映秀小学下面。幸运的是，小姑娘当天下午就获救，只是唐琼的骨盆骨折，现在连水都提不动。加上都江堰到映秀的路动辄堵上六七个小时，她的小生意也就做不成了。现在，她儿子出去打工，她把儿子的半间板房出租出去，每月能有500元~600元收入。
“以前我们镇上家家都做些小生意，各有各的经营，忙忙碌碌。现在让我在家当太太，饭都吃不下。”唐琼说，这时的她正在帮一位“准妈妈”打件小孩穿的绿色开裆毛裤。“我是那种越劳动越胖的，现在反而瘦了。”
唐琼家只从老房子里扒出一台电视，其他家具都是后来从旧货市场上买的，“板房放不下，我们又总是东搬西搬的，买新家具不方便。”“我现在只是想多挣点钱。”唐琼说，“新房子要自己交钱，现在不多存一点，以后怎么办？”唐琼的丈夫在生产队做事，整天都在忙。为了多挣些钱，她带着女儿住进储藏间，腾出房出租。至今，她家买车的贷款还有两万元没还上。
唐琼和曾晓红以前就是邻居，她有时会帮曾晓红带孩子、照看小饭馆。有一间板房是两家共用的——因为两家都有已满18岁未婚的成员，按规定他们只能分到半间板房。两家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，现在，这间板房出租的钱两家平分。
2009年5月12日，映秀大道、神箭大道以及通往鱼子溪公墓的路口都被拉上警戒线；女人们被组织起来清理水沟；上衣左胸口贴着蓝色小圆点的便衣警察坐在巷子口，他们对出现在警戒线附近的外来者建议，“回去看直播吧”。
但这一切对村民来说都不陌生。曾晓红照例做着生意，这一天来她家吃饭的人仍不少，只是因为封路，“没有什么菜”。她的丈夫协助镇里维持治安，结果也被拦在外边，中午饭都没吃成；警戒刚一解除，曾晓红的公公马上利索地把小推车推到街边，继续做香烟与冰镇饮料的小生意。
可“板房宾馆”的生意就快结束了。曾晓红说，今年5月12日后，镇上的居民会搬到都江堰过渡安置一段时间，当他们再搬回映秀镇时，那里的永久性住房就已经建好了。她指着挂在墙上挂历封面上的映秀镇规划图，“以后我家就在这儿，等我们的新家修好了，你们再来我家玩。”